晋商文化的传承晋商大院之——曹家大院（三多堂）

曹家大院文化，晋商文化的传承，其实山西境内的各个大院有不同，也有类似，发迹有各自的努力和机缘，更多的是前者的孜孜不倦地一种勤奋获得，再加上一定的运气使然、机遇使然，最终造就了一代晋商的发迹史。曹家大院也是如此，不能免俗，不过每一个商号的起势，也有各种策略、运维、付出、艰辛和不懈的奋斗。说白了，天上不会无缘无故地掉馅饼的。

太谷三多堂也就是曹家大院，是明清晋商巨富曹家的一个堂名。三多指多福、多寿、多子。三多堂始建于明末清初，占地10600平方米，由内宅、外宅两部分组成，内含15个小院，3个倒座楼，3个堂厅，3个主楼，共277间房舍。三多堂墙厚楼高，宛如城堡，楼宅大院宽敞宏伟，整座建筑沿袭了明代古朴简洁的风格，有明清建筑的深深烙印。

曹家从明末到民国26年（1937年），300多年间在国内外开设商号大大小小640余座，遍及大半个中国，以及东京、伦敦、莫斯科、伊尔库斯克等地，资产达1200万两白银，雇佣掌柜、伙计达3.7万人之多，一度被誉为晋商首富。

曹家经商史主要反映了曹家历代从艰辛的创业到创造辉煌到走向衰落过程。有创业阶段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有辉煌时的“辽奉蒙俄六百座”，“福禄寿喜四合围”；有衰落时的“白烟一股瞬息间，千年瓦金落纷纷”。

有一段历史记载是：早在1934年的夏天，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等一行教育专家应当时的财政部部长孔祥熙的邀请，到山西的太谷县考察孔祥熙主办的铭贤学校，返回太原的路上顺便去了太谷县北洸村的曹家。同行的留美归来的女作家陈衡哲写了一篇名为《从北平飞到太原》的文章，其中写道：“在途中，我们中间有一群人顺便到了一个北洸村中，去看了一个姓曹的大家族。这家族的围墙似乎比孔氏老宅的还要高，并且在宅内的各院间，还有同样的高墙，故在这一院走到那一院时，使我不由得不想到‘永巷’这一个名辞。内房也任人参观，年轻的妇女们都是天足，也还大方。各室有极其精致的家具，一切都很富丽堂皇。还有电灯电话，却是本宅自设自用的。据说此族的家产，从前有六七百万，现在却少得多了。宅中的人口，在二三十年前，有五十多位，如今只二三十位，连下人只有五六十人了。全家的最上层是一位老太太。她的儿子大约便是招待我们的那位主人叫做‘章甫’的。这人很像精明老练，但下一辈的，却有三分之二是曲背耸肩，苍颜削颊的。不过他们的礼貌都很好，款烟奉茶，亲自招待，和昨天下午孔氏族人的殷勤款待一样。”

可见那已经曹家即将“灭亡”的最后荣光了。不由得让人想起了曹工的《红楼梦》，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曹家和多数晋商深宅大院一样，最终都成为历史发展中的一抹尘埃，渐渐消失了。

曹家曾经是荣光的，“福、禄、寿、喜”四个大院更能让人想象昔日的辉煌。清朝乾隆年间，是曹家商业经营发展的鼎盛时期，经营行业从钱庄、典当、酿造到饮食、皮革、百货等等包罗万象，经营范围从关外七厅，扩张到关内各省，六百四十多家商号遍布大江南北，并延伸到了欧洲的俄罗斯。

清朝嘉庆初年，第十七代曹兆远给自己的七个儿子各起了一个堂名，长子是“吉庆堂”，次子是“罄宜堂”，三子是“世和堂”，四子是“流青堂”，五子是“德善堂”，六子是“双合堂”，七子是“五桂堂”。每个堂给白银十万两，共同组建了“曹七合”，总管曹家所有的大小商号。几年以后，曹兆远将三子“世和堂”过继给了自己的兄弟曹兆鹏，“曹七合”少了一堂，就改名叫“六德公”。

在其后的岁月里，第十七代曹兆远的七子中，只有第五个儿子曹士义的“德善堂”一支独秀，然而第十八代的曹士义虽然妻妾成群，却没有儿子，从大哥曹士清一门中过继了一个儿子曹凤翔，即太谷北洸曹氏第十九代，曹凤翔有三个儿子，于是一个儿子一堂，又添三堂：承德堂、承善堂、承业堂。这三堂合称“三多堂”，“三多”即多福，多寿，多子。现在的曹家大院就是三多堂，也就是曹凤翔的三个儿子的三个堂。三多堂之所以出名，也是因为这一枝发展的更加优秀，三多堂一枝独秀，曹家其他各支相继衰落，而三多堂一支在各地开设的独资或者合资的商号400余家，占曹家总商号的三分之二，资金达到600余万两白银，占曹家总资金的二分之一。

一条贯穿东西的甬道把这宅院子分为两半，甬道长66米，宽近5米，用石条铺砌而成，甬道分割出南北两部分，南面是外宅，分别为账房院，厨房院，书房，小戏台院，正门院，东门院。北面是内宅，是三多堂大院的主体建筑，由东西并列，各自独立，又互相连属的三座穿堂深宅楼院组成。

“稀世国宝在故宫，民间珍品三多堂”，三多堂博物馆现在陈设有明清家具1000多件，用材考究、做工精良、造型独特、雕琢细腻，极具研究价值和欣赏价值；珍宝馆展出的金火车头钟、《清明上河图》、羽毛镜等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宝，是三多堂博物馆的精华所在；瓷器馆陈列有近2000件瓷器，有宋代“裴家花枕”、元代珐花缨络梅瓶和雍正、乾隆官窑器等。

昔日蒋梦麟写了一篇《太谷之行》，他在文章里写到：“山西的太谷、祁县、平遥是相邻的三个县，为昔日全国金融的中枢，太谷又为三县中之首要。”然而，沧海桑田，他感慨世事的变迁：“现在只见太谷地方，丛楼耸翠，垣宇蔽天，使人有黄鹤已逝，空余楼台之感，银窖的没奈何，一变而为人事的没奈何了。”

有一位学者写了一篇《太原见闻记》发表在当年的《独立评论》上面，他写道：“山西过去是很富的。富的来源是山西人在外省外国的商业和金融业。‘老西’以俭朴而长于计较著名，但是清未民初，票号为宁波、广州的银行帮挤倒了。俄国革命及外蒙独立把那儿的老西打回来。‘九一八’的大炮把东三省的山西商业破坏了。老西纵然俭朴，生利的资源减少，仍然日陷贫穷。民国十九年的纸币破产，又把晋中晋北的金融损害不小。”晋商巨族一家一家地衰败下来，到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侵华日军占领太谷，将三多堂洗劫一空，致使曹家彻底破产，于是显赫数百年的晋商望族曹家从此一蹶不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