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和盐的故事

盐是对人类生存具有重要意义的物质之一。当中国古人从肉食为主转向谷食为主的时候，吃盐的需求就发生了，因为动物血肉里面包含有足够人体所需的盐分，而谷物本身不包含盐分。在长达几十万年的旧石器时代，人类以狩猎为生，身体早已适应了肉食带来的微量元素组合。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2300 BC前后，在今鲁西豫东地区，中国古人才发展出五谷农业并开始以谷食为主的生活，这样，以食盐为基本调味品的饮食改变了原先适应已久的微量元素组合，直接导致了与吃盐有关的新型疾病的产生。

因为拥有著名的解州盐池，早在先秦时期，山西（晋国）就出现许多商人。著名的盐商猗顿就依靠从山西贩运盐和牲畜而发迹。《国语》中记载：“绛邑富商，其财足以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日本历史学家宫崎市定在《历史和盐》一书中提出，中国的商业起源于盐，中国最早的商人就是盐商，而这些盐商大多是山西人。从这种推论来说，晋商堪称中国最早的商人。

与陕商一样，晋商作为一个商帮，是在明初实施“开中制”之后兴起的；换句话说，“开中制”为晋商提供了机遇。于是，山西人依靠推车挑担，从河南或江南地区收购粮食，然后千里迢迢地运往北方边镇，以此换取“盐引”；有了盐引，就可以在解州盐池换取大量的食盐。就这样，近水楼台先得月，邻近解州盐池的晋南平阳、泽州、潞安等地的商人，很快就赚到了“第一桶金”。对这些初级商人来说，贩运大宗粮食，再换取盐引，这一过程往往需要大笔资金，并且周转期漫长。因此能拿得出起始资金的，都是家底丰厚的富户。负责和分担运营各环节的人员，全部使用同族或同乡，称为“伙计”。伙计作为合伙人，要发誓不贪污私拿。

盐业作为一种官方垄断的特种商业，并不是任何民间商人都可以进入的，即使能够成为盐商，仍然时时刻刻要依赖官方权力的支持和保护。因此无论是徽商还是晋商，刚从盐业起步，便走上了官商结合的道路；换句话说，就是亦官亦商的红顶商人。

得利于“开中制”的晋商，依靠盘根错节的家族联姻，大多拥有根基深厚的官场背景。以蒲州（今永济）的张王两家为例：王瑶的二子王崇义为盐商，三子王崇古为嘉靖二十年（1541年）进士，历任刑部主事、陕西按察使、河南布政使、右副都御史、兵部右侍郎、宣大总督等职。王崇古的大姐嫁给侨居蒲州盐商沈廷珍之子沈江，二姐则嫁给了蒲州盐商张允龄。张允龄之子张四维，在万历年间曾任内阁首辅。张四维之弟张四教在河东与长芦两个盐区是数一数二的大盐商。

明朝时期，山西的太原、平阳和蒲州都是比较大的商业城市，它们的兴盛都与盐商有关。明人沈思孝在《晋录》中说：“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古代虽然没有福布斯排行榜，但嘉靖年间的权臣严嵩之子严世潘曾有这样的论断：“天下富家，积资满五十万以上，方居首等。”按他的看法，当时全国够得上“首等”的只有十七家，其中“山西三姓，徽州两姓”。

明中期以后，白银大量流入，“开中制”改为“折色制”，朝廷直接给九边拨付饷银，不再以盐引兑付粮饷。山西盐商纷纷转移到扬州。与此同时，明朝与北方的鞑靼、女真等游牧狩猎民族加强了商贸往来，开放了几处马市，新兴的晋商致力于拓展茶叶、棉布和铁器等边疆贸易。太谷的曹家从朝阳起家，因此留下“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城”的说法。明后期，北方边疆局势紧张，长期陷入战乱，晋商一度涉险从事走私业，与蒙古和后金等进行秘密贸易。有人因此认为，后金从晋商手中得到了大量铁制武器，从而能够以原始部落迅速崛起，并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明朝可怕的灾星。明亡清兴，因为当年这段渊源，晋商颇得清廷信任，被封为八大皇商之一。